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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齐戒自新耳。

[8]参见释印顺：《摄大乘论讲记》，《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页。此间最重要的事件是气论的复兴。

气概念的外文译名中，最早的德译为Wirkungskraft，[64]其字面意就是活力。参见《黄宗羲全集》第8册，第892页。正如研究者指出的，被熊十力指摘为二元论的乾坤并建说才是船山能恰当解释万物不齐的根源。但以心著性，则是率性修道事，是工夫所证。则心之所出在气，其论证可从唯识学中挪用。

由于无法从心学中彻底转出，现代中国哲学里便缺少唯气论这一系，甚至气论都无法得到恰当理解。船山学是贞元架构，乾道变化而后各正性命。当然，元末明初的北方战乱确实严重影响了学术在北方的传播与发展，当时北方经学的实际情形是： 愚幼时，四书、本经俱读全注。

在至元元年中书省参知政事许有壬与丞相伯颜关于科举罢废的激烈争辩中，更多地体现出在如何看待选举制度及儒家品质方面观念上的冲突[11]。既如此，明代初年科举的旋兴旋罢，便不再难理解了。而延续元代程式，规定五经皆需参用古注疏，又与永乐中期以后主要以三部《大全》为准而废弃汉唐旧说大有不同。[2]张廷玉等：《太祖本纪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6页。

至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又命礼部颁行科举定制： 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举人不拘额数，从实充贡。《凤洲杂编》卷四说：‘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假科名以笼络之。

[48]檀上宽：《明王朝成立期的轨迹——洪武朝的疑狱事件与京师问题》，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3—334页。洪武十七年作为定式的科考文本依据，四书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本，五经以程朱一派之传注为本，同时不废古注疏。从这一点上说，明朝人确实没有推翻元朝的科举制度。太祖在罢废科举十年之后之所以会决定恢复，当然与十年之后社会实际的变化有关。

[35]因此于此时恢复科举，便也是水到渠成。另外，太祖素来重视学校教育，十余年也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成为重开科举的充足生员资源。[59]换言之，刘三吾等人只是明太祖均衡南北发展的一个牺牲品。乡试，八月初九日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

四书义一道，限三百字以上。又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三月丁酉，下令设文武科取士，令曰： 盖闻上世帝王创业之际，用武以安天下。

经疑从四书中出题，并且明确规定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为基本依据。是以《周官》选举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艺，文武兼用，贤能并举，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

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明初科举领域的朱子学，相对而言没有元代中期及明朝中后期那样受到标举。无论在名额的分配（各地均有额数）、录取的比例（二百余人中录取一百二十，近乎一半）、程序的简化变通（不拘额数，俱免会试）上，还是在录取人才之品质（张唯、王辉等年少俊异）、对录取人才之重视（宠遇之甚厚）上，均颇值得称道，也正好满足了天下初定，官多缺员[17]的实际需求。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并规定科考程式定制，而以朱子四书为先，这体现了朱子学地位的趋于稳固。从顺序上讲，考试内容是先四书后五经。南北榜 谈到明朝初年的学术与政治时，钱穆先生有这样一个断语： 明朝人得了天下以后，当然不肯照元朝人的，他们要推翻元朝人的一切。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杀，宋琮的充军是冤枉的。

[8]彭孙贻：《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二，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523—1524页。[14]宋濂等：《选举志一》，《元史》卷八十一，第2019页。

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之所以有如此规定，应当与元代科举实行的主要推动者如许衡、王恽等都属于四书学者有关[10]。

[15]张廷玉等：《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第1694页。科举实行三年，在太祖看来未能达到预期，于是在洪武六年一面罢废科举，一面重新下诏： 贤才，国之宝也。

[5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七，栾保群校注，第997页。虽然朱元璋政权属于南人政权，手下诸多大臣也更多关注其所处南地之地方利益，但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讲，却应当立足整个王朝政治，放眼天下。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明初（这里主要限于明太祖洪武时期）的科举考试，在十余年中经历了兴－废－兴的一波三折，科考科目也前后不同，从中既可以看出科举考试中四书五经之浮沉消长，又可以看出明初国家治理方略、经学发展大势，以及太祖本人的经学观。

经义则从五经中出题，依据的书籍亦以程朱一派注疏为主。二、科举、荐举之间：明初科举罢废及其缘由 在太祖及朝廷的满怀期待下，洪武三年的科举顺利进行，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首行科举对于科目的规定： 乡试、会试文字程式：第一场，试五经义，各试本经一道，不拘旧格，惟务经旨通畅，限五百字以上。十九年（1386），复赐北方郡县学校‘五经‘四书。

[4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栾保群校注，第1057页。正如《英宗实录》中所说的那样：江北之人，文词质实。

[35]姚广孝：《明太祖实录》卷六十四，第1215页。朱元璋1352年起兵于濠州（今安徽凤阳），1356年攻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称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包括1368年在南京宣布建立明朝政权，他的统治基础主要是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此时还不算一个南北完全统一的王朝。[9] 这一规定最突出的特点是，汉人、南人的第一场考试中，先考经疑，再考经义。[13]从科举史的角度来讲，这一判断对于明代中期以至清代而言大致是不错的，而对于元代以及明初来说，四书与五经则在进退消长之间。

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一道，惟务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39]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54页。

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20]关于这一点，太祖的罢废科举，与他的罢废宰相之举，似乎正好可以相互印证，钱穆先生谈到明初罢相时就曾说过：明代不惜严刑酷罚来对待士大夫，此亦起于太祖。

洪武十五年复设科举，并规定科考程式定制，而以朱子四书为先，这体现了朱子学地位的趋于稳固。四、南学、北学之间：科举罢废与明初经学的地域差异 谈到洪武六年罢废科举的原因时，甄洪永先生称：诏停科举的表面原因是考取的士人不能如意，但深层原因或许是朱元璋想利用这次停止科举的机会扩大北方人参与政权的人数，增加北方人参与政权建设加强统治的机遇。